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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大大小小的科研项目建议书，目标几乎都是‘世界先进’水平，更令人惊叹的是，项目完成之后，几乎个个‘如愿’。”早在几年前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院长赵志祥就曾发出这样的感叹。

在他看来，申请人不实事求是地写，评审人不实事求是地评，“世界先进”水平成了一个标签。有了这个标签，就能顺顺当当地立项。

“项目建议书当然需要‘忽悠’，领导肯定喜欢专家组提出的要达到‘世界先进’的立项建议。”对此，中国科技大学青年教师李毅（化名）坦言。

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在科研领域，写项目申请、结题报告要“顶天立地”。“顶天”就是要把意义说上天，“立地”则是要把研究工作落到实处。“现在看来，‘顶天’很多人都做到了，但‘立地’就不好说。”

“要拿到项目，‘编故事’是必须的，”北京某高校材料学教授王东（化名）说，“对于我们这些离决策层较远的人来说，通常是你首先要在各种场合宣传你的研究有多重要，打动专家，这些人再去说服主管部门。”

李毅说，科研申请书的评审专家很多都是大同行而非小同行，甚至是外行，所以要想申请书让人接受，一定要学会“编故事”，有时候有些八股文的味道，既要把问题说得易懂，意义说大，又要有适量的云山雾罩的地方，体现深度，常年申请项目的资深科研人员都是个中高手。

“获得资助的科研重大项目数以千计，可是，究竟有多少成果真正改变了人类的困境或至少促进了中国的快速发展呢？”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侠曾专门撰文指出。在他看来，所谓的重大项目，很多往往已经沦落为扼杀竞争的一种借口。

或真或假的“故事”，为何总能被决策层采纳？

记者采访中发现，靠关系拿项目，几乎已成为科研领域的“明规则”。

王东对此已习以为常。“我们学校有个老师，拿了不少国家级科技项目，甚至还三次获得了国家大奖，但他的所有课题十几年来做的是同一个内容，只是将同样的组分用在不同载体上，从研究上来看，没有任何意义。”

他说，之所以毫无意义的课题还能屡次获得资助，是因为“和上面的领导有关系”。

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陆健健教授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以他熟悉的环保领域为例，“这几年每年立了不少环境公益性项目，但是大部分都是重复的，以前是直接重复，现在是可能换个题目、换个说法，但内容还是重复的。”

事实上，关系在重大项目中更是起到关键作用。

陆健健说，海洋领域某重点项目就是一例。该项目是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重大项目，目标是为我国提供近海的基础数据、基本评价和“数字海洋”信息基础框架，项目金额近20亿元。

“这个项目最后拿出的数据都是80年代的，建成的数据库与现状不符，”陆健健说，“这些项目很多都是由主管部门下属单位承担的，到最后不得不让海洋口外的单位来为他们啃骨头。”

比直接靠关系拿项目更隐蔽的是，部分人在大项目中加塞课题。

“每个国家级科技项目都设有子课题，比如我申请到一个污水处理项目，就会有相关做设备的、其他相关技术的人要加进来。”王东说。

他说，能通过这一渠道拿到课题的人也是因和主管部门关系熟。“官员和项目组织单位打招呼，组织单位再找到我们申请课题的人，表示有人要加入的意思。一般没人会拒绝，毕竟，拿到国家课题很不容易”。

“我今年就被塞进来两个子课题，结果，我只能拿到大概一半的经费。”他说，被安插的项目没有科研价值，也就是说，那一半的经费等于白费。

除了和主管部门关系密切，学术“大牛”们也结成同盟。李毅说，某个专业领域有几个所谓的“大牛”，这个领域有重大课题要立项，往往这些“大牛”会参加项目的评审。如果其中一位拿到了一个重大课题，其他人会参与这些课题。

“基本不是这个圈子的很难拿到，也不能说内定，因为他们实力确实很强，但是基本最后能拿到的人在申请内容正式颁布之前就早已知道并着手准备。”他说。

错综复杂的关系链导致科研人员对经费分配不公的抱怨。中国科协在2003年曾发布《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而这份距今已8年的《报告》却是最“新”的，因为此后再无全国范围内的类似调研。《报告》显示，随着国家投入的经费越来越多，资金切分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中国科协发展研究中心何国祥当时承担了其中“科技工作者科研环境调研报告”的调研和撰写工作，他说，“因为涉及到制度和人，这类调研确实很难操作，但我感觉，《报告》提到的问题依然存在并更为突出，因为经费投放机制和渠道都没有发生变化，而经费数量增长迅速。”

“大家说的情况确实存在，但就自身经历而言，我觉得真正有水平的研究一般都能拿到经费，我从没有刻意和哪个部门的领导搞好关系，也能拿到国家级科技项目，”中科院一位从事基础研究的研究员说，“即使从政绩角度考虑，领导也需要有拿得出手的成绩。”

“科研领域当然不是一片漆黑，我们不能否定相关部门和科研人员的努力，也不否认中国科技的进步，但是我们也确实看到了极其丑陋的一些现象在本应纯粹的科研领域存在，而同时，逐年增加的科研经费，并未产生多少激动人心的成果。”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评论人士认为，在浮躁的社会大环境下，传统学术道德底线屡屡失守，科研制度的设计成为最后一道阻止腐败的关卡。

一位多年留学以色列的科研人员说，我国的科研立项程序其实与大部分国家并无太大差别，即发布指南、申请、函评、会评，“最大差别是国外评审是小同行，对学科进展把握比较好，而国内有些是大同行、甚至是外行评议，需要申请人说明进展及在学科中的贡献，所以让某些人钻了空子”。

有观点称，现在相当数量的科研、教育机构内部已形成各种利益共同体，利益相关者已博弈出相对成熟的分肥机制。只有真正确立科研、教育系统的学术独立性，才有可能全面恢复其自身的学术评价体系。

“我们希望科技管理部门按照我国国情，减少行政对科技的非理性干预，科学立项；规范管理程序，分类分层管理，做到实事求是，公正公平。”陆健健说。

年轻的李毅最后感叹：“我们都想安心做科研，但要让大家能踏踏实实做好科研，制度的完善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完善的制度制约，人总会有贪念，有贪念就要分心，这样也没有办法真正搞好科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