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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从来没有哪一种技术像转基因那样，既被寄予无限希望，又被反复淹没在诅咒之中；既展示出强大的应用前景，又经常被种子外流或不合伦理等违规指控所聚焦；既凝聚了一群铁杆粉丝，又不断遭到大众的拒绝。

历史上的其他争议技术或多或少会被部分主流科学家质疑。但是，转基因技术本身的安全性得到了主流科学界近乎一致的肯定。尽管有些机构出言谨慎，但迄今为止没有一家正规科研机构认为有证据表明，经过商业审批的转基因品种不安全。

然而，经过多年来的传播与科普，专家和公众之间的差距并没有缩小而是固化和更加极端。例如，在全球最为支持转基因技术的美国，2015年1月29日由皮尤舆情中心与世界上最大的综合科学组织美国科学促进会联合发布的民意调查报告显示，88%的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员（以科研工作者为主的科学界人士）认为食用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而美国普通公众中，则有57%认为转基因食品是不安全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尽管转基因的安全性得到了科学界的普遍肯定却长期被大部分公众拒斥或担忧呢？

20多年来，各国学者对造成转基因争端的社会政治因素、传播形态以及社会心理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虽然谈不上汗牛充栋，但可以肯定的说，有关转基因的科学风险传播研究远远超过了任何一种其他技术。它所面临的现状，可以归结为三个原因：社会对于公共机构信任度的下降和对技术专家治国趋势的反抗；科学界对传播知识的迷恋和对照顾受众情感的漠视；舆论界在农业生物技术上对风险意识的强调所引发的负面报道。

图为曾引起广泛争论的转基因作物“黄金大米”（右）与普通大米（左）的比较。图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Genetically_modified_rice

社会起源：对技术专家治国的反抗

转基因争端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伴随着西方社会不断增加的科学争议。科学争议的集中爆发，与科学发展造成的对社会、道德和宗教的不断增加的影响、环境价值与技术发展之间的张力、公众对新兴技术可能造成的环境和健康的伤害的质疑、以及西方社会对科学家和以政府为主的公共机构的信任度下降密切相关。

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生物技术已经成为大众媒体辩论的一个议题，但直到1996年商业化的转基因作物种植得到批准，对这一问题的争议才尖锐起来。对转基因的抗议适逢欧洲活跃的环保组织借助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在反核活动中取得了在当时看来决定性的胜利，急于通过新的对立面树立自己的生存价值。而在英国和欧洲，疯牛病事件爆发也动摇了公众对政府管理的信心并导致人们广为质疑政府隐瞒真相。在2000年左右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给两组英国公众提供相同的有关转基因安全性的信息，告诉一组公众这是来自科学家，另一组公众则被告知这些信息来自英国政府。结果，后面一组中认为转基因不安全的比例显著高于第一组。

其实，对包括转基因技术在内的各种新科技的公众抗议，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众对随着科技高速发展带来的技术专家治国的反对。在民主制度下，政治家要靠人民投票选出来，但政治家如何理政，则是普通公众无法触及的，在科技领域尤其如此。而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时代，广义的科技问题越来越成为“政治大事”，也就是那些与公众生活联系日益紧密、得到公众关注的话题。西方的公众反抗活动大都集中于涉及很多科技问题的环境领域，在欧美各国，科学议题已经成为各种鼓励民众参与公共治理活动的主题。 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包括转基因问题在内的环境议题也成为中国科学争议的主要领域。

公众反抗运动，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支持。例如，在转基因议题上，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希拉·雅桑诺夫（Sheila Jasanoff）进一步发展了福柯有关身体政治和生命权力（biopower）的论述，后者认为，现代西方国家建立对公众的统治秩序的途径之一，正是通过垄断了对民众身体、健康、疾病等的解释和处置权。而雅桑诺夫认为，转基因技术进一步体现了政府和技术专家体制对食品的垄断。在她看来，欧洲公众最初对转基因的普遍抗议，也包含着对美国称霸世界的反感。

转基因的经历的确在诠释着雅桑诺夫的见解。1997年一船美国转基因大豆运抵荷兰港口，还没有来得及卸货就被蜂拥而入的环保组织“截获”，倾倒到大海中。想必，当初抵制“美帝”的口号一定在码头上四处飘舞。而200多年前，恰是“美帝”的先祖们把欧洲商人们运来的货物倾倒进大海。

研究表明，反对转基因组织成分非常复杂，包括反对全球化运动者、环境主义者、公民社会组织、有机食品种植者和零售商。尽管如此， 反对转基因的各种力量有着相当一致的传播策略，那就是抵制政府和科学家将转基因问题当作一个科学问题来处理。他们更多的是在一个风险性、不确定性、伦理性的框架里来描述转基因问题。

一名请愿者呼吁标注转基因成分。图片来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User:Jjjjjjjjjj/genetically_modified_food_controversies

总体而言，在美国，尽管不乏反对者，但转基因问题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社会主要争议议题。而欧洲转基因争议则持续保持热度。文化因素在欧美之间，甚至在欧洲各国之间人们对转基因的态度上也有一定影响。如有学者认为，奥地利民众反对转基因的态度最为坚决，这与奥地利民众对创新的保守性以及该国民众对传统农业的眷恋有很大关系。也有学者认为，在美国转基因技术得到顺利发展的原因，并非公众普遍更加支持科学，而是因为美国的科学界和产业界在这项技术诞生之初，就将其界定为一个专业问题，应由科学界与专业政府部门——美国农业部、环保署和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而不是由总统、国会甚至民众来决定。

媒体报道转基因的方式在欧美也有很大不同，我们将在本文第三部分重点论述这点。此外，欧美两地公众对科学及对政府的不同态度也与他们对转基因的支持与否相关。在美国，正规环保组织，不论是大自然协会（TNC）、还是美国环保协会（Environmental Defense），都没有把转基因作为主要议题，各种教会也同样缺乏兴趣讨论转基因。

本部分分析了转基因形成争议的各种社会因素。中国尚缺乏类似研究，尽管已经有一些中国学者从文化和哲学角度反思了转基因问题，但这些研究既很少探讨中国社会政治因素，也缺乏实证证据支持。

科学界的回应：只看知识，无视情感

毋庸置疑，转基因科学家对转基因传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但研究表明，很多科学家并没有站在公众的立场上看待这个问题。受调查的与转基因相关的科学家们普遍认为，公众对转基因的抵制，是因为公众对生物知识的无知、以及他们不切现实地要求绝对的零风险造成的。科学家与公众对风险的界定具有极大的不同。科学家愿意用数量、可衡量的方式来描述风险，而公众愿意用定性的方式来看待风险。 就转基因问题而言，科学界的“现有证据认为转基因无害”表述的量化基础难以转化为公众的定性化的信任。另一项研究则发现，当转基因领域的科学家们评估公众对转基因的态度时，他们总是积极评价那些与自己态度一致的公众见解，而且总是赞同那些认知型（cognitive）的表述，而不是情感性的表达。这也就意味着科学家们潜意识地将公众视为不科学、倾向于情感性的个体，不愿意与他们进行对话。

这些研究表明，科学家们的上述行为特点，使他们只愿意进行让公众增加知识这种类型的交流，普遍无视公众的情感需求和其他方面的关切。这一点在中国也不例外，大多数参与过转基因传播活动的人都可以体会到这种倾向。

然而，多年的心理学研究表明，每天我们都会接触到远远大于注意力容纳能力的大量信息，我们只会关注那些与自己切实相关的信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转基因科普信息属于那些我们从不关注的信息，直到我们的注意力被负面报道唤醒为止。人类认知系统优先处理负面信息，尤其是在涉及风险时，这早已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近年来，心理生理学的实验也证明，接受负面信息时，人体各项生理指标活跃程度远远大于正面和中立信息。 这不难理解，我们的祖先需要优先识别负面、风险信息并给予关注，才能让我们人类从各种艰难险阻中生存下来，走过漫长的进化之路。

但在很大程度上，科学共同体的行为逻辑与公众及媒体逻辑的差异，也是交流不畅的重要原因。研究发现，近15年来世界主要英文媒体对转基因问题的报道，总是围绕着转基因事件而起伏，但科学家或生物技术公司的信息发布总是比这些事件的新闻报道慢了一拍。究其原因，是因为科学家要对事件进行调查，而公司需要低调以避免引火烧身，结果，等科学结论出现，媒体兴趣已锐减，这导致在有关转基因的新闻辩论中，公众获知的科学信息受限。 一项对51个美国农业协会和18个德国农民协会的网站的研究显示，这些网站只是发布常规的转基因科普知识，很少具有互动功能。同样，我们也能在中国的各个科研机构网站上发现这种现象，这也不局限在转基因领域。

需要指出的，研究科学家转基因传播行为的现有文献压倒性地来自欧洲。目前尚无已发表的对中国科学家在争议问题上如何传播的大样本研究。我们的初步研究表明，中国科学家极少参与公众对转基因议题的讨论。不过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教授尚未发表的研究表明，中国也有不少科技工作者对转基因安全问题存疑，这与前述的美国高达88%的科学家（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员）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

媒体的报道：是科学和经济问题，还是公共议题？

如上所述，大西洋两岸人们对待转基因的态度迥异。这在转基因争端初起时就已如此。例如，2003年，当时的英国布莱尔政府为让英国公众能接受转基因，在英国发起了名为“转基因国家？”的全国性大讨论，但研究发现，媒体的负面报道让这次讨论得出了拒绝转基因的民意。 研究表明，在辩论中，科学家和政府部门试图用科技话语来表述自己的立场，而公众和非政府组织则拒绝这种阐述，他们认为政府、公司和科学家们是在推动自己的既得利益。

这其实与中国的很多媒体报道也非常类似，虽然通篇不会提到转基因不安全（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报道是否认识到，已经发表的文献尚不能提供转基因不安全的任何坚实证据），但将对其的质疑与对科学家牟利的指控联系在一起，很好地起到了引导读者树立转基因负面形象的作用。

另有研究应用语义学手段，对英国媒体在2003年全国围绕转基因辩论之后的转基因报道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媒体报道转基因的关键词充满了战争、战场、侵占等词语，这可能给人们强烈的抵制转基因的心理暗示。

学者也应用框架（framing）方法，发现媒体报道转基因时，更加着重应用环境风险框架，而很少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进行报道，媒体在报道医学生物技术时倾向于正面态度，而在报道农业生物技术时多采用负面报道。

不仅英国如此，在比利时、匈牙利、立陶宛、德国，媒体也在转基因报道上呈负面态度，质疑转基因技术的不确定性，也采纳了支持医学生物技术而质疑农业生物技术的态度。实际上，让·盖特林（Jan Gutteling）等人对欧洲12个国家媒体24年间（1973-1996） 对生物技术的报道早已发现，媒体压倒性地支持医药用生物技术，但对其农业应用则持负面态度。 当然，欧洲也不乏在总体上持支持转基因的媒体，如英国的《泰晤士报》，但以讲科学道理为主的报道在舆论上难以占到上风。

就媒体报道效果而言，欧洲媒体放大了公众对转基因的风险意识。研究发现，在媒体集中报道转基因事件后，受众对转基因的风险意识比事件前往往显著提高。 另外一项研究认为，媒体报道调节人们对转基因的信任度，负面报道越多，信任越少。

也有学者从涵化理论（Cultivation theory）的角度研究了转基因报道的媒体效果。所谓涵化理论，指的是媒体对受众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媒体报道中的错误信息，如远高于现实的犯罪率，会让受众当成真实的情况。在上文的综述中，我们发现媒体大多数正面报道医学生物技术，普遍对农业生物技术持负面态度。马丁·鲍尔（Martin Bauer）分析了欧洲常规民意调查Eurobarometer的数据后发现，民众多数赞同医药生物技术而反对农业生物技术，这与媒体报道对两种技术的态度差距在统计上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那么在政府大力支持转基因的美国，媒体报道情况如何呢？

研究发现，《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30年对生物技术的报道在数量上非常少，但在态度上则呈现了压倒性的正面报道，媒体对生物技术的报道数量与重大科学发现等新闻性事件高度相关，在事件发生后则报道量迅速下降。

这种情况，与美国民意调查中发现的公众对转基因的知晓度非常低有关。例如，2006年皮尤（Pew）公众转基因认知调查显示，58%的公众不知道超市中出售转基因食品。 这并未随着时间推移而好转。2013年10月美国罗格斯大学进行的调研表明，54%的受访者对转基因食品知之甚少，其中，25%说他们从未听说过转基因食品。

当然，普通大众获取最多信息的还是电视。研究发现，美国主要电视频道的晚间新闻对转基因的报道数量稀少，总体上呈正面态度，给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等政府部门赋予了解释转基因问题的极强权威。

美国媒体报道转基因的框架也与大西洋彼岸不同。托马斯·利斯特曼（Thomas Listerman）比较了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媒体，发现美国媒体转基因报道中，科学与经济框架处于支配地位，德国媒体具有一种很强的伦理话语，而英国媒体则将转基因议题紧密联系到公共议题中。研究也发现，美国记者普遍不认为转基因是一个重要议题，接受调研的记者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转基因不存在潜在风险，但都会以相对的眼光看待利益风险，认为与大量应用农药和产量不足等相比，转基因的收益风险要更低。

那么，美国的媒体报道对公众产生了什么影响呢？研究发现，受试者对电视新闻、科学电视节目和娱乐性新闻的关注度都与其对农业生物技术的支持显著相关。

另一方面，美国公众的转基因态度则呈现极化对立。美国学者阿尔伯特·刚瑟（ Albert Gunther）在发展媒体敌视效果理论（hostile media effect：指人们总认为媒体对争议的报道偏向与自己观点相左一方）时发现，对于内容一致的转基因报道，受试者被告知这是学生论文时，就认为其内容不偏颇，但如果被告知这是媒体公开报道时，就认为其内容总是偏袒对方。受试者觉得媒体报道有偏见的原因在于，他们觉得社会上关于转基因的观点极端对立，公开的观点都应该依照立场站队。反过来，这也会影响媒体对此的态度。

美欧以外的情况如何呢？一项英国研究观察了中国的两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与《光明日报》10年来对转基因的报道，发现没有典型负面报道。 但这两项有关中国的研究，很显然没有考虑以都市报为代表的中国媒体近年来对转基因的质疑态度，后者依据的样本较早（2003年），也没有反映中国很多公众近年来对转基因的反对。 实际上，黄季焜等尚未发表的研究显示，受调查的中国消费者中，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比例，已经从2002年的13%上升到2012年的45%，接受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比例则从2002年的61%降低到24%。钟福宁等人的研究则表明，中国媒体对转基因的关注和负面报道自1990年代末期就呈上升势头。 在印度，媒体对转基因的报道也以负面为主，虽然印度现在在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上已经超过了中国。

迄今为止，国际文献中还未见一篇研究转基因议题如何在社交媒体传播的报道。笔者研究了新浪微博中人们对转基因黄金大米在中国违规进行营养学实验的反应，发现尽管在理论上微博允许人们进行直接、相互交流，但实际上，在转基因问题上，人们往往围绕着自己认可的舆论中心自说自话，并没有实现有效对话。

总之，我们发现，在总体上，媒体对转基因的不同立场与欧美对此技术的不同态度有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又并非直截了当，也受到其他因素影响。

知识、信任与价值：到底什么影响了公众转基因态度

在对转基因议题进行传播研究之初，学者们就认为，科学知识水平对于人们接受新科技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大量研究表明，只有极少数公众对现代基因科技有基本的了解。生物技术推广者们认为（在中国，目前大多数科学家仍然如此认为），人们的科学知识、特别是生物技术知识可以预测他们对转基因的接受度。

但研究显示，公众对转基因的风险意识与他们的生物知识水平没有相关性。 不同类型的知识对受访者觉察到的转基因的风险和收益在统计上也没有显著相关性。 受众风险意识的高低与“不可知效应”紧密相关。所谓“不可知效应”就是公众相信，围绕着转基因还有大量的未知因素。与其说更高的知识决定了人们对转基因的接受度，不如说较高的知识水平启动了人们理性认知的快捷方式，让人们更加倾向于基于风险与收益来衡量转基因，其结果，是知识水平本身只能很微弱地解释人们对转基因的接受度。这与Druckman和Bolsen的研究结论一致。后者以实验研究为手段，证实在人们形成对转基因的态度过程中，事实性信息（近似于上述研究中所说的知识）所发挥的作用，不如价值和情感性信息大。价值和情感成为了筛选事实的认知通道。

但是，另一项研究检阅了欧盟常规民意调查（Eurobarometer）的数据，发现公众理解科学的水平，比他们获取转基因信息的来源以及人们的政治态度更能解释他们对转基因的接受程度。 在中国，尚无研究探讨公众知识水平与他们对转基因等潜在风险技术接受度之间的关系。但吕澜2006年对中国公众对生物技术舆论的调查表明，人们的教育水平（是否拥有大学以上学历）与其对各项生物技术（含转基因农业、转基因食品、基因检测、克隆人类细胞等）的接受有明显相关性。

吕澜所揭示的中国受众的较高教育程度与转基因接受度之间的相关性，可能体现了中国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更愿意相信科学技术。这与欧洲的情况并不一致。在欧洲，较高的教育水平反而会带来人们对以转基因技术改造自然行为的更多质询，以及对相关科研机构更大的不信任。

许多学者相信，体制性信任（institutional trust），特别是对公共机构的信任（trust in public institutions）是人们对转基因技术具有较低风险意识和较高接受程度的主要因素。所谓公共机构，既包括了管理具有潜在风险性技术的政府部门，也包括了开发这些技术的科学机构、科学家和企业。

经典著作《社会信任与危机管理》一书指出，公众对新兴技术的信任与信心意味着他们认可这种技术的合法性。而政府的风险管理部门当然应该是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多项研究肯定，信任是预示人们对新技术持积极态度的主要指标之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者的几项研究也表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与他们接受化工厂和愿意接受蓝藻污染的风险呈很强的正相关。

这一点很好理解，因为公众需要政府为新技术的安全打包票并管理可能出现的风险。就转基因技术而言，由于在公众认知水平和需要全面理解转基因技术所需要的知识之间总是存在差距，这样体制性信任就成为填补这一差距的心理手段。如果比较美国受访者与德国受访者，我们会发现，体制性信任在美国人接受转基因方面，比自然主义发挥的作用大得多，而在德国受访者接受转基因的因素中，信仰自然主义发挥的作用要远大于美国人。

美国人的体制性信任这一点也能从美国民意调查机构皮尤（Pew）所做的公众对转基因态度的常规调查中看出来。2003年的皮尤调查显示，83%的美国人相信FDA对转基因安全所做的结论。 除了政府外，体制性信任也体现在对科学权威的尊重上。研究表明，美国公众在转基因问题上，首先信任科学家、其次是政府、再其次才是产业界。  近年来，大量的研究都表明了体制性信任对人们接受转基因等新兴技术的重要性。 最新发表的对澳大利人10年来对转基因态度变化的研究也表明，对转基因技术的接受度与对科学家和管理者的信任显著相关。中国情况也是如此。黄季焜等人2003年的城镇入户调研表明，中国消费者对转基因的支持度与其对政府的信任相关，而对政府的信任则可能受到家中是否有人下岗，是否经常停水等因素的影响。

当然，也有研究表明，体制性信任不是人们愿意接受转基因的原因，而是其结果。 换句话说，人们如果愿意接受转基因这样一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技术，他们就会愿意相信政府和科学家。现在，仍然缺乏对体制性信任与转基因接受度之间因果关系的确定性研究。本文作者正在通过实验手段开展这方面的验证工作。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基于民意调查的研究在信任问题上得出了方向性相反的结论呢？可能是因为，人们并非不信任专家及其对转基因的解释，而是认为，即便专家们也有大量的未知领域，风险就藏身于这些未知领域。根据上述的结论我们可以推断，当人们相信了转基因的安全性，也就意味着这些未知领域不那么可怕，并进而相信专家或专业机构。

也有学者发现，对科学权威的尊重比起对政府和科学机构的信任，在美国居民支持转基因方面发挥了更加核心性作用。对科学权威的尊重比起信任来，是更加初始的因素。美国居民长期以来养成的对科学权威的尊重，让他们愿意相信科学家，也在他们的大脑中形成了凡是理解技术问题，就要去寻求科学知识的“快捷方式”。 这一点其实与上述的较高知识水平启动了人们理性认知转基因的快捷方式这样的研究推论一致。

总结本节内容，我们认为，现有研究已经比较明确地表明，公众知识水平并不能确保他们接受转基因；尽管在因果关系的方向上存在争议，但对政府和科学家的信任度与人们接受转基因与否有很强的相关性；相信科学权威对于人们接受转基因有很强的影响，但并非是线性关系，而是开启了人们进行基于证据的理性判断的认知通路。

转基因科普，并不仅是一个知识问题

转基因话题之所以有今天的面貌，和诞生时西方社会的政治局势、科学共同体的行为逻辑与公众及媒体逻辑的差异、媒体报道转基因的框架、人们对政府部门与科学机构的信任与否、以及公众的价值取向都是影响他们是否接受转基因的因素，而大多数研究则没有显示出生物知识水平能决定人们对转基因的接受度。换言之，我们的一些转基因科普活动，可能收效有限。

但更重要的，对政府的信任与人们接受包括转基因在内的新兴技术密切相关，这对于中国的转基因决策尤为关键。长期以来，有关部门为了避免争议，在转基因问题上回避公众的质询，透明性严重不足，殊不知，这只会进一步恶化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并进一步减弱民意对转基因的支持。

至于对科学界而言，相比于科学知识的多寡，对科学权威的尊重更加有效地解释了人们对转基因的支持程度，这就意味着，从事转基因相关科研的科学家，特别是权威科学家，要积极走出实验室与公众进行沟通，让科学权威能转化成公众“启动”对转基因的更加理性的态度，将自己的结论建立在对转基因利弊的合理评估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