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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心大历史里的记忆残片

顾文豪

　　《我给故宫看大门》的作者是维一。可维一是谁？

　　封扉介绍，维一自幼居北京，初中肄业后先到内蒙古农村种庄稼，又到西双版纳农场砍树种橡胶。后来回京闭门读书，给故宫博物院看大门。“文革”结束，先在北京的研究所和德国科隆的大学念考古，之后辗转到哈佛大学及法兰克福大学访学。履历一连串，可我仍旧不知维一是谁。偶听高人谈及，方知维一是阿城的赤膊兄弟。乖乖！在我等阿城迷心里，“阿城的兄弟”五个字足以抵得过任何履历。

　　维一，原名黄其煦。阿城这样写他，“先是去山西雁北，同去者有黄其煦、龚继遂等五六个人。黄其煦是我的小学同学，又是邻居，龚继遂则是一起去时认识的，这两个朋友现在都在美国而有成就”，“继之去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阿荣旗，同去的还是黄、龚等人”，“再去的就是云南了，这次朋友中只有黄其煦”。阿城年轻时的一路辛苦，原来他都在身边，是真真不换的“青春同路人”。

　　青春同路人，是个好词，似乎一路皆笑语晏晏。可惜事实是只有同路，少有笑语，连带青春也在这各地流窜中给轻巧打发了。前几年，在知情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纪念画展上，眼见一群群白发知青相拥大笑、呼喊、哭泣、狂醉，当下泛心酸，这哪是纪念上山下乡四十年啊，分明是一群“失落的一代”以纪念为名悼念一去不返的青春。

　　可悼念也得有资料。失落的一代紧跟着的是失忆的一代。即连回忆也是贵远贱近，势利得很。年轻时受过考古训练的维一，不愿一任耳闻目击的人事湮没不彰，虽说心知当下是“鼓励遗忘、愿意遗忘的年代”，却仍旧执迷发掘、坚持记忆，即便无非是“一些记忆的残片，一些被扰动、被破坏了的记忆残片而已”。

　　于是我们自书中知道，刚打进上海的某位解放军楞是在抽水马桶里淘米，结果一扳把手，连水带米冲个精光；北京四中不论男女老师皆称“先生”，待政治风波迭兴，只得“党内称老师，党外称先生”；“扒车”去外地，初混江湖，不明规矩弄得进退失据，发电报给家里，既要说清困境，又得节省字数，急中生智拽文竟用了杨修典故“鸡肋”二字；没得肉吃的年代，连死马也不放过，无奈马肉太瘦，“打出的饱嗝没有那种回肠荡气的感觉”；回京在故宫看大门，王世襄先生封号“锡庆门行走”……书里密布着这些令人莞尔的记忆残片，莞尔之余，若细细体味，其实不乏喜中带泣之感，只是维一下笔不作廉价悲戚，我相信他耳闻目击的人生悲欢绝不会少，却总是娓娓道来，气象从容，文字平直，这就不单是作文的段位，更是阅历的沉淀了。

　　譬如生来漂亮可人的柳雯姐，人见人爱，上小学没多久就入队，不一会就是中队长、大队长；住校过集体生活，星期天也不回家，到农村去“访贫问苦”；为了入团，拼命检讨自己，思想汇报一叠叠，可组织不待见，夜里常常哭；考大学时候，家里出身不好，一心报考地质勘探专业，并要求组织安排去最苦的地方；远地荒荒，队长的儿子对其非礼，她竟然答应了，当队长问其需要多少彩礼，她却一无所求，只希望“组织关系能落到村里”，将来根据其表现“接纳她入党”！如此聪慧清秀的女孩，一路要求上进，可换来的只是满脸“风霜的刻痕”和两个半大的男孩。生命竟诡谲如此。

　　再如同样满肚子学问的王世襄与冯爷。前者饱学之士，后者精六国语言，按说都该出人头地。可两人皆性不谐俗，前者蹲牢狱、耕田地，道地村野老夫；后者怀大才而不遇，无人问津，穷得到处找烂菜帮子，零星给出版社打散工。日后稍有好转，王老先生以藏品富博为人称道，可有几人真心领会其半生坎坷；冯爷大才若此亦只得了个正译审虚衔，孤苦无依。二人宠辱不惊自甘淡泊的操守却令维一宝爱不已，因为“做人其实这是最要紧的，比什么都要紧”。

　　记忆在，世事俱在。虽是历史残片，但或庄或谐的故事不仅将似切近眼前实则沉埋入土的人事推至前台，更传递出为那些伤心大历史所裹挟、淹没、遮盖甚至毁弃的生命消息。它揭示出轰然前行的大历史与个体生命间的博弈互动，不论前者多么强力威武，个体生命总能兀自勃发出令人惊诧的生命力与美感，虽然这种勃发有时竟是这般凄怆与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