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林业科技

每当应急事件发生的时候，舆论的矛头总是指向科普工作的不到位，或者科普失语。而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科普应该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科普固然承担了传播知识、倡导方法、弘扬精神、培育思想的责任，但是“科普不能承受之轻”。

传统上，科普就是一种单行道式的信息交流方式，科学知识从科学家一端通过一定的渠道，主要是媒体，传递到公众一端，而不允许“逆行”。在这种方式中，公众被看作是一无所有的空瓶子，只待科学知识去填满。这种理论上被称之为“缺失模型”的方法存在着这样一种臆测，那就是公众知道的科学知识越多，他们对科学的理解和支持就会越多，对科学的喜欢就会越多。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公众在做出有关日常生活的判断时，科学知识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考虑要素而已，还要包括他们的价值判断，信仰，背景，既有知识等。因为公众会倾向于吸收那些与自身既有知识相关联或者相一致的知识，而抛弃那些与其相冲突的观念。因而上述的臆测应该改为：公众知道的科学知识越多，他们就能做出更好的科学决策。在民主社会进程不断加快，公民民主意识和参与的呼声不断高涨的情况下，传统的科普方式开始向公众理解科学转变，这种转变希望的是公民更多地理解科学的过程，并参与到科学的公众辩论中来，这也越来越成为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种参与并不是临时性的或者阶段性，而是需要全程的参与。不论这种形式是否已经真正地落地开花，有些案例确实验证了公众理解科学对于化解应急事件、维护稳定、促进和谐具有一定的作用，比如江西九江的PX项目中，科学传播就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虽然科普不是万金油，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但是科普已经成为了社会文化的有机成分，而且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推进，科普也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伴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已经成为了科普的媒体，他们会成为架起科研与科普之间桥梁的人；通过这些桥梁，我们可以更好地把科研和科普结合起来，真正做到让科研和科普成为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从而实现两翼齐飞，两轮联动。

科学家 VS 媒体

自从科学成为一门专业，科学家成为一门职业之后，科学家们开始走进了自己的实验室开展科学研究。而科普则被留给了科学与公众之间的“媒人”—媒体—来承担了。媒体在科普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把从科学家那里得到的信息加工成适合公众品位的“产品”—科学新闻；而公众也通过阅读报章了解了科研的最新进展，并学得了相关的科学知识。

但是科学家与媒体之间的关系也并非顺风顺水。科学家批评指责媒体曲解了科学信息和事实，夸大了科研结果，而忽略了科研过程的细节。但是无奈的是，他们一边批判着媒体，一边还要通过媒体开展科学传播工作。而媒体则认为科学家不了解媒体，不愿意合作，他们在采访中经常使用专业术语，不善于举例子等等。

同时，在科学新闻的报道中，媒体记者的素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科学传播的最终效果。专业科学记者的数量不多以及一般记者各种题材的“通吃”做法也降低了科学传播报道的门槛，从而加剧了科学家与媒体之间的代沟，并最终损害了科学传播的质量。

在搭建科学家和记者沟通交流平台方面，已经有很多的尝试和探索。比如由中国科协科普部和调宣部主办、中国科普研究所等单位承办的“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系列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36期活动，既为科学家提供了科学传播的渠道和平台，又为记者提供了获取正确、及时科学信息的机会，从而有效地弥合了科学家和媒体之间的关系。同时该系列活动还起到了示范效应，形成了一定的品牌，满足了重大科技项目的科普需求（比如北斗导航系统，天空一号对接等）、突发事件和社会热点焦点议题的需求（比如日本核辐射，大肠杆菌等）以及民生话题的需求（比如食品安全，极端天气，雾霾等）。

在未来的科学传播中，科学家与媒体应该通力合作，建立起良好的关系，科学家要理解记者，记者也应该理解科学家，换句话说就是科学家应该了解一点科学报道的相关知识，而记者也要通过各种途径提高自己的科学知识储备。

科学家VS 公众

科学家不是无所不能的“上帝”，公众也不是“科盲”。有调查显示公众眼中的科学家形象总是“穿着白大褂、不修边幅”的呆板形象，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说明公众对科学和科学家缺乏了解。在公众理解科学运动中，我们一味地呼吁和要求公众增强对科学的了解和认知，似乎科学就是存在于某个地方等待着公众去发掘的“宝藏”，而公众只需要径直走上前去。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其实不应该仅限于科学知识，相较而言，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往往要比科学知识更重要。即使公众知道食盐不能起到防辐射的作用，但是他们在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仍然一往无前地争抢食盐，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科学知识，而恰恰是科学精神的缺位。因而在科学传播中，科学精神等“非器物”层面的传播和普及要更加重要，也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

我们所接收的教育给人们提供了一种“非黑即白”的传统，任何事情都要追求绝对正确，而不允许存在中间地带。但是科学是一个无限趋近于事实或者真理的过程，因而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存在着不确定性。整个文化中缺乏对不确定性的理解和宽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部分科学家不愿意或者不敢从事科普活动，因为一旦涉及到不确定性方面的问题，往往公众和媒体的“砖头”就会抛向这些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的科学家。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单纯地要求公众理解科学，科学家也应该理解公众。公众是异质性的，公众有自己的价值，信仰，教育背景，需求，因而公众是分层的，也是多元的。当前，已经有部分学者开始把目光投向了科学家理解公众，他们认为科学家并不了解公众，认为公众是“铁板一块”的观点并不是恰当的。因而在科学传播中，科学家应该了解公众，对他们的价值，信仰，教育背景，既有知识等由充分的了解，从而为其“量身定做”科学传播内容；科学家们不能期望一种策略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也不能期望单一形式的科学传播可以面向所有的公众。

在科学传播中，科学家和公众应该是互动的，是彼此理解的，在强调公众理解科学的过程中，科学家也应该理解公众。在实践中，我们在公众理解科学方面强调了很多，因而未来也应该恰当地强调科学家理解公众。

科学家 VS 科学共同体

作为科学共同体的成员，科学家有自己的职业诉求，科学共同体也为科学家提供了一定的归属感。但是在科学传播中，科学家往往得不到科学共同体的认可和支持，甚至会受到一些负面的消极影响和“处罚”。在这方面，国外的科学传播史上可以梳理出很多案例，虽然国内没有明显的案例，但是也有科研工作者表示过科普工作不受重视，科普只能“私下”里做，同行也会看不起做科普的人，因为同行们会认为科研做不好的人才会做科普，似乎科研和科普的关系就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那些科研工作者对科普的热情；而另外一方面，在科研为主导的背景下，科普工作不被纳入考核范围，不作为职称评审的指标仍然是当下同行的做法，因而科普自然不会被提到日常工作的日程中来。

从国外的相关情况来看，对打破禁止从事科普工作的“清规戒律”进行惩罚的做法虽然在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出现，但是目前科技先行国家的科学共同体已经开始鼓励其成员与公众进行交流，参与科学传播工作，比如英国皇家学会，美国科学促进会，法国科学院，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等都出台了相关的规定，甚至有些组织还聘用专人或者成立专业机构帮助科学家开展科普活动。

对从事科普工作的科学家个体进行支持和鼓励应该是今后的一个趋势。前不久，中国科协就聘请了156名全国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他们当中大部分是本学科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其中院士12人，还包括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卡林加科学普及奖”得主李象益。这些科学传播专家将会作为各自学会或者团体的代表，引领科学传播的方向，促进科学共同体科学传播工作的发展。

结语

科普是一项公益事业，而我国的科普工作在政府的推动下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而在科普过程中，科学家与媒体，与公众，与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需要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索，从而打通科学传播的渠道，理顺科学传播中的各种关系。随着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研究工作和试点工作的推进，上述关系应该可以得到很多的解决，因为科研与科普结合就要求科学家善用媒体，善于理解公众，并且获得科学共同体的支持。同时媒体和公众也应该了解科学，特别是了解科学研究的过程，科学的不确定性等问题。科学不是一蹴而就的，科普也一样。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微博，微信，博客等新媒体手段日新月异，科研人员俨然成为了携带着科学知识的“媒体”，他们在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过程中也必将发挥出更多的作用，实现“科研”与“科普”的无缝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