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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几十年来从未停止过多种支农活动，却不见城乡差距的明显淡化，反而不时表现得更加突出？为什么我们倾全力维护的18亿亩耕地红线以内的农民收入微薄，甚至种地赔钱，青壮劳动力冒险冲破“盲流”的藩篱而纷纷离开农村？我国农村出现“空巢”现象，只留下老人和儿童？这留下以千万计缺少父母和社会关怀的“留守儿童”，将给社会留下多少隐患？为什么我国的农产品生产成本比进口产品到岸价还高？更为严重的是，为什么作为立国之本的水土资源被严重耗损甚至被毒化，更殃及社会的食物安全？

95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一直没有停止对上述问题的思考。近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任继周表示，这些令人困惑的问题显示中国农业的严重失常，必将涉及社会诸多方面，盘根错节，头绪万端，究其根源不应归咎于某届政府或某项政策的得失。中国农业沉疴的症结在于时代性的农业伦理观的严重缺失。我们将农业伦理观的严重缺失冠以“时代性”的定语，就是因为中国农业伦理观的缺失已经具有体现一个时代的特征。

当医学伦理学、工程伦理学、生态伦理学、商业伦理学等学科早已走上大学讲坛时，我国六十几所农业大学，竟没有一家开设农业伦理学课程。

在任继周看来，农业伦理学是研究农业行为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生存环境发生的功能关联的道德认知，并进而探索农业行为对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这两大生态系统的道德关联的科学。

比如，当国民动物性食品已经由“辅食”进入食品的主流。这个动物性的“辅食”消耗量，折合为食物当量，已经是我们传统“主食（口粮）”的2.5倍。这次静悄悄的食物革命，我们被“以粮为纲”的传统概念“一叶障目”，未能及时察觉。我们的农业仍然聚焦粮食，而对比粮食多2.5倍的饲料需求却未予重视，从而引发了供给侧与需求侧的严重错位。

任继周强调，应该明确的是，科学技术本身是无罪的，罪在农业伦理学的缺失，特别是“度”与“法”的缺失使农业行为缺乏自觉约束。人们甚至妄图以工业理念和手段来取代农业本身的伦理学法则，这种做法将贻害无穷。

中国现代农业伦理学必将与中国现代农业文明相偕发展，两者如影随形，不可分离，共同臻于大成。否则，必将导致社会的时代性伤痛，这已为历史所证明。

任继周等提出农业伦理学的“时”、“地”、“度”、“法”四维结构，即重时宜，明地利，行有度，法自然。希望它将全方位呵护中国新农业系统的健康、持续生存与发展，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完善而助力新的中华文明的成长。